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推而广之，世界各国也都有自己的“苏杭”———那千百座各具特色的园林，正是人们在地上建造的天堂。
记得多年前第一次走进北京的“世界公园”，迎面便是雄伟壮观的“意大利台地园”，孤陋寡闻的我一下子便深切体验了“震撼”。该园的景致还多得很，但这种感觉却再也没有出现过。当然，与深圳的“世界之窗”比起来，这处园子颇像“盗版”的，但或许是先入为主吧，几年后我瞻仰“原版”时并未再现“震撼”之感，而遍寻“之窗”见不到“台地园”也让人有几分遗憾———窃以为，“台地园”是“世界公园”惟一可以傲视“世界之窗”的一景。
说来很可笑，我原先一直以为那令人感动的“台地园”是意大利某个园林的名字，甚至因在一本介绍外国园林的翻译书的目录中查不到“台地园”而感到困惑，及至读到陈志华先生的《外国造园艺术》（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才恍然大悟：“台地园”者，“台地（或曰台阶）式园林”之谓也。北京的“意大利台地园”，集中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的一些特点，似乎还模仿了建于17世纪的迦兆尼别墅花园。
通晓西方古代建筑史（全国的建筑系学子至今仍在读陈先生的《外国建筑史（19世纪末叶以前）》）、写过《楠溪江中游古村落》和《北窗杂记》的陈志华先生，最近又修订出版了他于十年前在台湾出版的《外国造园艺术》，同时增加了插图和彩色插页，书末并附有“人名索引”和“府邸园林索引”。这是一本“很学术”的书，但作者一如既往地贯彻他那特有的“北窗风格”，幽默风趣地跟你拉家常、讲故事，时而露出嘲讽的微笑……这种轻松的笔调于仿佛不经意之间已引领读者周游世界，遍访名园。
16世纪到17世纪初，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的盛期。作为反映当时意大利知识阶层的审美理想的园林，追求和谐的美，也就是对称、均衡和秩序。他们把园林视为府邸建筑与周围大自然之间的“过渡环节”，力求“把山坡、树木、水体等等都图案化，服从于对称的几何构图”。沿山坡筑成几层台地，建筑造在台上且与园林轴线严格对称；道路笔直，层层台阶雕栏玉砌；树木全都修剪成规则的几何形，即所谓“绿色雕刻”，花园中座座植坛方方正正，与水池一样讲究对称；一泓清泉沿陡坡上精心雕刻的石槽层层跌落，称为“链式瀑布”。朗特、艾斯塔、法尔尼斯、迦兆尼……这一座座园林别墅，引领读者在充满罗马古风的府邸中领略那迷人的林荫和水雾。
17世纪是法国古典主义园林的天下。以商迪府邸、孚－勒－维贡府邸和凡尔赛宫为代表的法国古典园林，是规则的几何式园林的登峰造极之作。比之意大利园林，它首先是大。以凡尔赛宫为例，作为三条城市大道的交汇点，580米长的凡尔赛宫横贯南北；宫墙西边，3000米长的凡尔赛园林主轴线纵贯东西。两年前，我有幸在一次出国机会中走进了凡尔赛宫，站在正对园林主轴的宫殿西墙下远望，当时的感觉恐怕只有卡通画上的叹词“哇———赛！”才略可搪塞，任何形容词都不足以达意———壮观的大台阶和层叠的“拉东娜”喷泉之下，名为“绿毯”的300多米长的大草坪向西铺开，与长达1600米的浩瀚水面相接，真是水天一色……超常的园林尺度，体现了“太阳王”路易十四所谓的“伟大风格”；而把主建筑群置于园林开端且处于俯瞰全园的统率地位，更是反映了专制君主那至高无上的权威。这里，不禁想起作者那让人莞尔的妙语：“为了敬神，要有一帮僧侣，要有一座庙。路易十四的宫廷，那些王公贵族们，近幸内宠们，是他的僧侣；而凡尔赛，就是他的庙。”园林内建筑物的巨大、主轴线得到加强、众多的副轴线和小林园以及平坦的地势和辽阔的水面，也都是法国古典园林区别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的特点。而关于伟大的造园家勒瑙特亥（时称“国王们的园丁，园丁们的国王”）生平的叙述，读来也是妙趣横生。路易十四虽说威严，倒也礼贤下士，不乏人情味儿，他与勒氏的交往也不乏形式上的平等，这在我们中国的皇帝和他的臣子们看来，未免有点儿“掉价”。
18世纪是英国自然风致园走向无限风光的日子。经过17世纪中叶的革命暴雨的冲刷，强调对称、秩序的审美观受到了挑战，英国出现了浪漫主义，“重新发现自然”成了进步人士的追求。而“歌颂自然，就是歌颂自由。自然风致园是自由的象征”。“英国的自然风致园是牧场式的，芳草如茵，绿荫如盖，再配上些池沼”，废弃中轴线，不要方正的植坛，园林的树木也不加修剪。18世纪下半叶，自然风致园更发展为追求野趣、荒凉和忧郁情调的罗莎风景画画意的“图画式园林”。先浪漫主义者普赖斯说：“造园一定要造出这样的印象，就是，一切都好像是自然生成的。”18世纪的英国人在造园艺术领域发动了一场大革命，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读读那些外国传教士们关于中国园林的描述，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某些六分真实、一分夸张再加三分幻想的“游园纪实”，足可与时下报刊上耸人听闻的“社会纪实”相媲美。当然，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例如法国画家王致诚神父、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尤其是不仅到过中国，且在英国的丘园中建过一座中国塔的钱伯斯爵士，都对中国造园艺术作过十分中肯的评述。通过这些传教士们及驻华使节的著述，欧洲人开始了解中国的造园艺术，并在英国自然风致园的风潮之下，在欧洲掀起了一场“中国热”，以至于一位德国美学教授在1779年发牢骚说：“现在人建造花园，不是依照他自己的想法，或者依照先前的比较高雅的趣味，而只问是不是中国式的或英中式的。”但到了19世纪，这种“中国热”迅速降温，鸦片战争之后则荡然无存。作者写道：“中国园林和建筑是在中国文化被欧洲人更加了解之后才贬值的，是在中华帝国被武力征服，在欧洲人面前暴露出它的孱弱和腐败之后才贬值的，这就很值得思考了。”
作者在对各类造园艺术进行条分缕析的讲解时，虽注重实证，言必有据，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眼光，把各类造园艺术的发生、发展和衰亡过程放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例如路易十四派到中国来的第一批传教士之一的李明（LouiseIeComte），曾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中国的城市是方方正正的，而花园却是曲曲折折的；相反，法国的城市是曲曲折折的，而花园却是方方正正的。”对此，作者是这样解释的：
“造成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因，主要还是当时中国士大夫跟法国新兴资产和贵族的政治理想、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的不同。
“中国城市的方正，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反映着无所不在的君权和礼教的统治。一部分性灵未泯的士大夫们，要想逃出这张罗网，自在地喘一口气，就向往‘帝力’所不及的自然中的生活。花园是这种生活的象征，所以模仿自然，造得曲曲折折。
“法国城市的曲折，是封建分裂状态的产物，是长期内战和混乱的见证。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贵族，为了发展经济，渴望结束分裂和内战，争取国家统一，建立集中的秩序严谨的君主专制政体。反映着他们的这种理想，花园就造得方方正正。
“中国方正的城市和自然式的花园，法国曲折的城市和规整式的花园，清楚地说明，当时两国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人们想要摆脱的是什么，想要追求的是什么。”
书中还介绍了伊期兰国家的园林，讲到源于《古兰经》的水、乳、酒、蜜四条河流的十字交叉式阿拉伯花园，讲到被印度诗人泰戈尔称为“历史面颊上挂着的一颗泪珠”的泰姬陵……
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句：本书虽写于1978—1989年，但资料搜集工作和一部分研究工作始于“文革”期间，在严酷和屈辱的日子里，作者顶着巨大的压力，以坚定的信念坚持搞“地下”学术工作，在北京图书馆锐意穷搜（这从书末“索引”中的630个人名和281个府邸园林名中可见一斑），阅读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包括一些几乎从未有人查阅过的外国传教士和驻华使节的信件和报告）。这个艰苦的过程，作者在前言、后记中多次提到，不是嗦，“为的是给专制高压下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的胡涂、奴性以及阿Q式的心境留一份写照，给我们被残酷地践踏了的年华、精力和对祖国的忠忱留一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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